2月7日，中国南极秦岭站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继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之后，我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五个科考站冷藏集装箱。

　　“武汉大学有4名师生正参加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其中张保军副教授就在南极秦岭站。”武汉大学教授武大专家极地见证秦岭站开站、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松涛告诉记者，中国南极科考40年，武大人从未缺席，见证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

　　在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艾松涛教授打开“PolarGo双龙探极”时空信息平台，很快找到中国在南极建立的五个科考站。“PolarGo双龙探极”是武汉大学自主研发、安全可控的科考重器。

　　此时，艾松涛想起了他的导师鄂栋臣教授的言传身教，鄂栋臣有“极地测绘之父”的美称。1984年，鄂栋臣参加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他是全国唯一一位同时参加过中国南北两极三站建站工程和首次北冰洋考察的科学工作者。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图——长城站地形图便是由鄂栋臣绘制，中国第一个南极地名——长城湾也是由鄂栋臣命名。此外，鄂栋臣还主持命名了350多条中国南极地名，可以说，填补了南极无中国命名地名的空白。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张小红教授去过两次南极，他告诉记者，南北两极已经是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区域，并且已经变成了大国之间博弈竞争的高点，也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窗口。所以极地涉及的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它还涉及战略、经济、科技、环境、航道、资源等很多方面。

　　“中国南极秦岭站的建成，填补了我国在南极西南扇区建站的空白。”张小红说，从我们国家科考的空间布局来说，那里应该要有一个科考站。武汉大学作为中国南极测绘的“高地”，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极地测绘技术体系，还建了中国境外首个北斗监测站和全部高纬度北斗监测站，出版了中国首套南北极地图集，命名了一批中国南极地名，打造了世界领先的极地时空信息可视化集成平台，即“PolarGo双龙探极”。

　　鄂栋臣时常向学生们讲述极地科考的故事。艾松涛告诉记者，1984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出征”南极，鄂栋臣教授随队，开启一路向南的征程。那时没有破冰船，仅依靠普通船只开启步履维艰的探索。南极科考无疑是一场惊心动魄之旅，其中最危险的一段必经之路，是有着“咆哮的40°”之称的南半球西风带，当时鄂教授乘坐的船只犹如狂风巨浪中的一片小树叶，令人心惊胆战。

　　9年后，我国从乌克兰购买了一艘尚未完工的北冰洋运输补给船，经多次改造，成为我国唯一一艘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号。2002年，在武汉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艾松涛就是乘坐“雪龙”号参加了南极科考。艾松涛回忆，“雪龙”号穿越西风带时，船体摇晃得很厉害，很多人晕船。“我在床上躺了三四天，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极地科考事业的推进一直受到船只破冰能力的制约。直到2018年9月，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下水。艾松涛说，“雪龙2”号安装有减摇装置，遭遇狂风巨浪会显得更平稳一些。据了解，“雪龙2”号填补了我国极地科考重大装备领域的空白。与目前国际上新一代的极地科考破冰船相比，“雪龙2”号在极地科考破冰船中首创双向破冰和下沉式龙骨设计，首次采用智能船体和智能机舱设计，具有中国特色，也具备了国际先进水平。

　　武汉大学博士李航曾在2014年到2016年参加了我国第31和32次南极科学考察，在南极中山科考站不间断驻守了近500天。2015年5月24日，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地区正式进入极夜，这是李航第一次在南极越冬。“通信、发电或者食物保存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对越冬队员来说都将是一场严峻的生存考验。”

　　一次例行站区巡视中，李航和队友发现一个装有食品的冷藏集装箱出现电路故障，导致里面存放的白菜、萝卜、土豆等蔬菜大面积腐烂。经过一番“抢救”，原来好几筐白菜最后被匀成了一筐，他们将比原计划提前过上没有稳定的新鲜蔬菜供应的日子。

　　武汉商学院烹饪与食品工程学院书记、中国烹饪大师王辉亚曾于2009年前往南极长城站，从事13个月的烹饪工作。当时该校还有3名师生分别在中山站、昆仑站担任大厨。王辉亚告诉记者，在南极的食材大多靠雪龙号运来。肉是足够的，最珍贵的是蔬菜。不过现在，也可以在南极无土栽培了。如今，中国南极科考站里的无土培植蔬菜基地已非常成熟，能吃上新鲜的芹菜、小白菜、青椒、西红柿、黄瓜等多种蔬菜了。（武汉晚报 记者汪洋 实习生刘玉婷）